廉  文  赠  读

第五期

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特性（下）

当我们对文化中国的辉煌过去作了一番梳理和回顾之后，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，即晚清的时候，当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以后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发生了危机。之所以发生危机，一是和国势的衰弱有关，当时已经是清朝的咸丰、同治以后了，国势衰弱到了极点。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，阵脚慌乱，手足无措，出现了剧烈的文化振荡。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，那是静悄悄传入的，未能动摇中国文化的主体，因为当时强大的汉朝对外来思想采取以主迎宾的欢迎态度。明朝天主教入华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早期传教士，他们尊重中国文化，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技文明带给中国。早期的传教士不忘执宾礼，是有礼貌的客人。利玛窦就很尊重中国的习俗，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儒者，他们是文化交流的使者，不是居高临下的强权的代言人。

　　本来天主教的教义精神跟儒家思想是不同的，可利玛窦这些人宁愿在礼仪方面和中国文化做一个调和，而没有与中国的传统习俗发生冲突。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，不准传教士对中国的传统习俗妥协，要求跟中国的拜天祭祖划清界限，于是产生了中外接触史上有名的“礼仪之争”。争论的结果是，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，很多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去了。清代的闭关就是此时开始的。闭关的原因，当然有西方的责任，但主要在于自己。康熙和乾隆，他们统治的时间过长，两个六十年，一百多年的所谓“海晏河清”，就是相对比较安定罢。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看不起外人，看不起西方，认为西方有的只是奇技淫巧，是些杂耍玩意儿而已。而我中华天朝胜国，礼仪之邦，四夷小邦怎能跟我们相比？只知有中，不知有西。中国落在了西方文明的后面。

　　中国文化有很多往昔的辉煌，但也有天然的弱点。譬如由儒家思想产生的重农轻商，就是一个显例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是中国人不善于和外界的商业社会打交道的一个潜在宿因。1793年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问中国，时值乾隆皇帝八十大寿。乾隆皇帝打算接待，但围绕见面用什么礼仪的问题，双方发生了争论。中方提出要英国特使行三跪九叩之礼，对方不同意，说他们对女王也只是屈一膝而已。双方争论了一个多月，最后究竟是谁妥协，有不同的说法。总之，英国特使最后在承德避暑山庄受到乾隆接见，带来的礼物被收下了，但一项协议也没有达成。乾隆送给英国女王一个有八百年历史的玉如意，请英使转呈。《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》一书里记载，马戛尔尼说，在西方人看来，中国皇帝所犯的错误再没有比这次更大的了。当时英国人是想建立一种有条约保证的商务关系，而不是要诉诸武力，占领中国领土。但中国商业文化的观念匮乏，不懂得国际贸易的重要性，直至自己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。西方已经走向现代，而中国依旧是“老大”的体制，固有的文化根本无法抵挡。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龙椅，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走到了尽头，现代社会的进程开始。

　　以儒家文明为基础的文化，其核心思想是“三纲五常”。“三纲”是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。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本位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，它用血缘的纽带将人们连接在一起。因为血缘的关系，就会产生“家国一体”的思想，所以“三纲”当中，君臣，这是朝廷的方面，而父子和夫妇都属于家庭伦理的范畴。辛亥革命使得皇帝退位。皇帝没有了，“三纲”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吗？还能用“君为臣纲”来规范这个社会吗？同样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，父亲难道可以讲儿子必须听自己的吗？夫妇之间更不用说，现代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，丈夫是妻子的“纲”的时代无论如何无法继续了。这些变化，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变化。

　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，是在非常规的急迫的情况下在颠簸中走过来的。“五四”提倡新文化，反对旧文化，是现代文化运动的旗帜。当时一大批知识精英站出来，大胆批判挑战自己的文化传统。其中很多人认为，既然要新文化，旧文化就是要不得的。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傅斯年，都是这样的主张。1917年《新青年》从上海搬到北京，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，陈独秀、胡适被蔡先生聘为北大教授。以《新青年》为园地，以北大为基地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他们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礼教的批评，是彻底而不留情面的。陈独秀就讲，你如果认为欧化是对的，那么中国这一套就是错的。胡适甚至提出了“全盘西化”的主张。有人批评他，他才解释说，中国的传统太沉闷了，即使是“全盘西化”，经过折中也还是个“中体西用”。所以“五四”时期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大批人，一大批社会的精英人物，几乎用同一个声音向传统发起了总攻。其结果就是，传统在民众当中受拥护的程度大为减弱。而传统受到拥护是其得到传承的一个必要条件。

“五四”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检讨和批评，主要针对文化的“大传统”。按照人类学家的理论，文化传统有“大传统”和“小传统”之分，“大传统”指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，“小传统”主要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，包括民间宗教、民间艺术、民间习俗等等。“大传统”借助“小传统”才能形成社会的文化辐射面，而“小传统”因为有了“大传统”的引导，才能使文化精神得到提升。中国传统社会的“小传统”特别发达，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保有相对完整的民间社会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多文化空间。儒释道三家思想互动互补的结果，使中国的知识人士总是有路可走，而不必走上绝路。所以，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，是不能简单用“专制”这个词来概而括之的。

　“五四”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批评和检讨，目标主要是“大传统”，特别是儒家思想和社会的礼教，对“小传统”的伤害并不是很大。“五四”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，有的写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，悲剧常常会发生在出走者的身上，但他们的家庭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而“十年动乱”时期，中国社会的“小传统”遭到巨大毁坏，几乎到了无法弥补的程度。所以，从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，文化传统出现了大面积的流失。流失到什么程度？流失到在现代中国青年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传统的踪迹。

　　近三十年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，经济发展的同时，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，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，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。直到现在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，跟自己的传统脱离仍然是一个待决的问题。好消息是，很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我个人认为，文本的经典阅读和礼仪的重建是两个比较行之有效的途径。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主要是“六经”，即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。乐经不传，为“五经”。而“四书”，包括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则是“五经”的简读本，他们的义理都是一致的。近年我特别强调“敬”的概念，它是“五经”的基本义理，也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。“敬”不只是体现对他人的尊敬，主要是一个人的精神意志，是人的人性尊严。礼仪的核心也是一个“敬”字，所以孔子说“无敬不成礼”。

　作者：刘梦溪   转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